我在前两篇中已说过，会专有一文来分析南方科技大学。实在是因为，在深圳这一轮高等教育大跃进中，南科大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校，既是在深大之后深圳政府倾注心血财力举办的第二所重要大学，也是深圳地方举办大学中，首个进入所谓国家“双一流”高校名单的，更是曾被举国高教界寄予大学改革厚望的学校。

2012年正好是南科大正式创校10周年，这个时候是该有一篇文章来回顾一下其成败得失了。

01

南科大一路走来

早在2004年7月，深圳市科技教育人才工作会议就提出，应该增设一所本科院校。

在2005年通过的《深圳市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现有高校，高标准规划新建高校”，“至2010年，全日制高校在校生达到10万人左右”。2005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形成两个研究报告和一个向市政府汇报的报告，初步形成了创建新大学的思路。

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明确提出采用全新的办学体制和灵活的运行机制创建1-2所高水平大学。

2006年5月，嘉里集团郭鹤年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捐资20亿元，由深圳配套20亿元，划拨3平方公里用地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私立大学。并委托李开复为谈判代表。之后8月到10月，副市长闫小培率小组与对方多次洽谈、交换意见，随着交流的深入，嘉里方面认识到办学的复杂性和巨大的持续投入之后，主动终止了谈判。

2007年2月，时任市长主持召开协调会，专题研究筹建1-2所大学的事宜。确定由深圳市政府投入，先行推进一所大学的筹建。其命名几经变更，从“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科技大学”到最后确定为“南方科技大学”。力争在2008年开工建设。

在2007年3月21日的深圳“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正式启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积极推进深圳大学改扩建工程，支持深职院参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信息学院新校区建设，着力优化大学城办学模式”。这是南科大首次为世人所知。

4月，深圳市政府正式成立了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组，闫小培任工作组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国强、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任副组长，教育局副局长梁北汉任工作组执行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2007年5月，深圳市政府正式行文报广东省政府，申请筹建南方科技大学。

2007年8月20日，深圳市政府召开四届六十九次常务会议，议定筹建大学命名为“南方科技大学”，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规模为全日制在校生1.5万人以内，选址大学城地区，并批准《深圳市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论证报告（办学方案）》按程序报省政府。

2007年9月30日，广东省政府正式发文报教育部，申请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省政府将南科大列入《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8年2月29日，时任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四届七十八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南科大校园规划建设方案。初步计划将校园建筑面积控制在50万平米以内，总投资控制在20亿以内。

2008年3月20、21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先后通过了《南方科技大学（含深大新校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项目拆迁涉及到福光、长源、田寮三条村。补偿安置成本高达60多亿。当年深圳传言斥资百亿建南科大，其实三分之二是花在了拆迁成本上。

2008年4月15日，副市长闫小培召集市人事局、筹备办研究修改《南科大人才招聘工作方案》，决定采用“委托猎头公司代理和同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校长初步人选名单。

2008年7月，深圳市发改局应市主要领导决定将南科大校园建面扩大到58万平米，总投资为23亿元。

2008年7月23日，市委常委会原则同意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和校长招聘工作小组，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穗明任主任兼组长，闫小培任常务副主任。

2008年底，南科大筹建申报工作走完程序。

2009年3月31-4月3日，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调研组到深圳，就深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调研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城，在五洲宾馆召开筹建南科大论证专家座谈会，调研组成员有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前中山大学书记李延保、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高教司副司长刘桔、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巡视员梁国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巡视员徐永吉、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王战军、科技司副司长（挂职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雷朝滋、学位办处长林晓青。

2009年9月10日，通过国际猎头公司罗盛咨询公司历时一年的全球选聘，最终从200人中选定原中科大校长（1998-2008）朱清时教授。

2009年底，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称学校已作出决定，拟自主招生并推出其首期实验班，如果学生最终不能获颁教育部认可的文凭与学位，南科大将自发文凭与学位。

2010年1月底，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在“广东2010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透露，教育部已在2009年批准筹办南方科技大学，把南方科技大学当做国家高教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2010年，在深圳市教育“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启动南方科技大学首期规划建设，建成工学部、理学部、商管学部三个学部，建成２０个高水平实验室、研究所.

2010年3月，南方科技大学宣布“自授文凭”，并绕过高考招生体系，自主招收45名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至于该批学生是否参加高考，朱清时表示“让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5月，45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在网上发出了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随后朱清时对媒体表示，“反对已录取学生参加高考”。

2010年12月20日，教育部正式下文，同意筹建南科大，俗称“批筹”。南科大以此日为校庆纪念日。

2011年2月25日，教育部正式表态，对南方科技大学在教改方面的探索持支持态度，希望南科大筹建工作能够得到广东省更多支持，积极推进。这也是南方科技大学在尚未得到招生权的情况下决定自主招生后，教育部首次就南方科技大学的问题作出的公开回应。

2011年5月，深圳市政府制定颁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

2011年6月中，南科大内部出现分歧，港科大三名援建教授离开，并发公开信批朱清时。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发函广东省政府，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学校代码为14325.学校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并强调“南方科技大学应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

2012年9月2日，南方科技大学成立大会暨2012年开学典礼在大学第一校区举行。当年南科大在全国8省招生180人，采取“以高考为基础的自主招生”方案，高考成绩以40%比重记入总成绩。

2013年1月，南科大招生方案公布，本年度在全国14省招生325人，全部按理工科大类提前批次录取，高考成绩占60%，高中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能力测试成绩占30%，最终构成考生的综合成绩。即所谓“631综合评价录取模式”。

2014年1月，深圳市宣布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铭任南科大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

2014年8月31日，朱清时校长离任审计工作全部完成，9月1日上午，在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朱清时以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在学校作演讲。

2015年1月21日，深圳市宣布北京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陈十一院士出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长，任期5年。在宣布任命仪式上，他重点强调要进一步建设完善南科大现代大学制度，并肯定前任“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办学实际，借鉴国际同行的标准与规律，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起以学术为导向的大学治理体系。”

2015年5月，南科大工学院成立。抛弃南科大原来的学部设置，拉开南科大向国内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回归的序幕。

2016年1和7月，南科大分别与伦敦国王学院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展医学学科。

2017年5月，深圳市政府同意南科大建立医学院，并将深圳市人民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划拨为南科大附属医院。2018年7月，邢明照出任医学院院长。

2017年12月，南科大理学院成立。

2018年3月，教育部批准南科大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获批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1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8年5月，南科大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获批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到2021年底，南科大共获批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8年6月，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建立深港微电子学院。

2018年10月，南科大建立商学院。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CCR5）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HIV。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世界。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南科大物理系副教授张立源带领团队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入选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9年5月，南科大建立人文社科学院，体现陈十一的理念：一流理工大学必须有一流人文教育。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出任院长。至此，陈十一搭建起了南科大二级学院体系。

2020年2月，由南方科技大学牵头共建的深圳应用数学中心建设方案获得科技部正式批准，成为深圳第一个国家级数学中心。

2020年11月，深圳市宣布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出任南科大第三任校长，陈十一届满离任。

2020年12月，南科大在原生物系基础上建立生命科学学院。

2021年8月，南科大成立南方工业技术研究院（深圳）。截至2022年3月，南科大横向合同总金额达10.4亿元，横向项目合同近900项，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65家，2021年单一企业最高合作总金额超过4700万元。

2021年9月，南科大宣布受托筹建深圳海洋大学。南科大教授林间为筹建负责人。

2021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2021年院士增选结果名单，南科大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讲席教授夏克青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学院院长、讲席教授徐政和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数学系杰出访问教授、杰曼诺夫数学中心主任杰曼诺夫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目前，学校共有院士55人（其中全职院士34人）。

2022年2月，在国家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高校名单中，南科大数学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成为所谓“双一流高校”。

2022年4月15、18两日，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应邀回校举行两场（教师及学生）座谈会。座谈会现场，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表示要“饮水思源”，而薛其坤校长则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朱清时将个人关于南科大的相关史料捐赠给大学。

在朱清时最初卸任南科大校长时，曾有一段时间，南科大官网上曾经不见了创校校长的名字。到2022年南科大正式建校10周年朱清时应邀回校，7年时间过去，背后是对创校校长朱清时态度的变化。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10-12年时间，官方讲起来，南科大是改革创新、高速发展。

其一，学校基本建设。南科大占地面积初定为2.38平方公里，校园用地198万平米（其中包括考古遗址占地）。一期工程用地面积27万平米，建面33.6万平米，2013年建成；二期用地16.45万平米，建筑面积44万平米（2021年建成），加上一期续建面积，一二期总建筑面积达到78.3万平米，总投资42.7亿元。三期建设用地7.8万平米。现在一二两期已经峻工投入使用。

除了基建投资外，深圳市政府每年为南科大投入巨额运营经费。2018年22.7亿元，2019年29.4亿元，2020年41，51亿元，2021年37.93亿，2022年37.56亿元，最近5年累计近150亿元。如果加上拆迁和基建费用，南科大创办以来，粗略估算深圳市累计投入应已约450-50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22年6月，南方科技大学已签约引进教师1338人，包括院士58人（签约引进与自主培养全职院士40人），国际会士56人，教育部特聘教授（含青年）38人，“国家特支计划”专家14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教学科研系列教师100%（有说94%）具有博士学位，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

2022年，南科大本科生招生人数达到1290人，2019年为1064人，2020年1097人，2021年1160人。到今年9月，在校生人数约9000人，其中本科生4600人。（已超过了教育部原批的8000人，不能再称作“小而精”的大学，远超朱清时原定的5000人规模）

2022年5月最新公布的自然指数排名，统计了从2021年3月1日到2022年2月28日的数据，南科大共发表论文675篇，FC值为239.27，居中国大陆高校第13位。

2022年全球三大高校排名中，南科大在QS居全球323位，国内第14位（2023年为第11位）；泰晤士全球排名162位，国内第9位；USNews全球排名470位，国内第36位。在国内的软科学术排名中，南科大排在第151-200名，国内居第12名。

2020年12月，在南科大十周年校庆上，深圳市提出了南方科技大学“三步走”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了中长期建设目标：

1，到2025年，特色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跻身中国高校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2，到2035年，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

3，到2049年，主要学科位居世界一流前列，成为贡献力、创新力和影响力卓著的世界一流大学。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定义这些目标。以2025年的目标为例，“中国高校第一方阵”是指什么？“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又如何界定？一般而言，“中国高校第一方阵”是指所谓“清北+华五”，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往往又挤进前十且排名靠前，这是否意味着南科大必须挤进全国前10？这意味着南科大必须挤掉中大、武大、华科等名校，这个目标如何鉴定？是依据三大排名榜，还是依据中国家长的内心认定？若是前者，泰晤士排名榜最高曾将南科大排在中国大陆第8名。

不过无论如何，深圳不少人仍十分得意于南科大10年所取得的进展。在最初筹办南科大时，很明确地以香港科大为自己的对标榜样。香港科技大学1991年创校，10年时间就成为国际知名学府，现在深圳颇有一些人认为，南科大已十分接近这个目标了，而在发表论文这个环节，南科大事实上已超过了港科大。

02

南科一梦（上）

在《大学与地区创新网络》一文中，笔者曾指，南科大的创办最典型地体现了深圳办大学从“技术池功利主义”向“人才池功利主义”的转型过程。所以南科大的创建目标中，既包括了“技术池功利主义”，又包括了“人才池功利主义”，而且在后来演变过程中，又掺杂了城市的虚荣心，加进了“塑造城市地位”的目的，而为实现这一目的，操盘者又惯性地往大学里加进去了“科学发现”（知识创新）的目标。

很多评论南科大成败的人，往往没有注意到深圳市政府创办南科大的目标这个最关键的因素，而仅仅从南科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角度看待。比如有教育学者认为：“朱清时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理由是，南科大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三个最大的口号，基本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全国人的期待会与深圳政府的期待存在这么大落差？一切都是因为深圳引入了朱清时教授这个教育改革家担任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成功地把国人对南科大的期待，聚焦在了高等教育改革上。

朱清时为什么能在南科大筹办时，说服深圳市政府支持他进行大学改革？我的猜测是，朱清时的逻辑是：深圳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地区，在高等教育这种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要想像香港科大那样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必须有非常之举措，而这种非常之举措，只能是：获得教育改革的特许权，获得国际化的特许权。如此方能像当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一样，迅速地集聚高端资源，用短短的20年时间就从一个农业小县发展成中国第四大城市（2000年，深圳GDP跃居全国第4位）。

然而在过程中，可能官方与朱清时事实上已产生了分歧：在深圳政府那里，进行高教改革只是南科大超常规发展的手段；而在朱清时教授那里，高教改革就是他的目的，南科大超常规发展只是他的理想的衍生品。

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

最初朱清时并不情愿出任南科大创校校长。已经担任“华五名校”中国科技大学10年校长的他，功成身退，没必要来趟南科大这趟浑水，而且南科大成败未知，创业难度极大。

据说深圳最初给猎头公司的目标是55岁以下，后来放宽到60岁，最后给校长遴选委员会的5人名单中，可有2人超过60岁，但必须是两院院士。朱清时作为中科院院士符合这个条件。我所知道的事实是，朱清时并非猎头公司物色的结果，而是另有人推荐，才加入到5人名单中的。加入5人名单时，深圳政府事实上已非朱莫取了。

2009年初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朱清时才知道南科大选聘校长一事，当时他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意愿。得到猎头公司反馈后，深圳市一主要领导找他洽谈，朱清时最终改变主意。朱在多个场合说过不同版本的为何改变态度：

——朱清时就接到了一位遴选委员会委员的电话：“朱校长啊，你一定得去！我们这一代校长想做的改革，到卸任的时候都发现没有做成，这次深圳是真的有机会做这些改革。”

——“其实我们都想改革，但是一个学校已经建好了，你要改很难的。因为内部教师队伍不能统一，你一改革，很激烈，那就不稳定。重新建，我就可以。”

总之，践行教改理想的机会引诱了他。但也不能说有任何欺骗，因为在招募校长之前，深府自己的结论，也是必须靠改革创新才能办好南科大。在前述深圳市进行的研究报告中，都有相关论述。

而且双方沟通的过程，让朱清时认为他与深府之间有着教改的共识。朱清时在被确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后，为了能够确保办学自主权，曾于2009年4月16日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办学的具体建议。首条就是依据《高等教育法》办学，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并报市人大审议批准，以立法的形式，充分保障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据说深府完全答允，并且将其建议书以文件下发。

是以当时朱清时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目标和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强调南方科大的改革和创新。未来的南方科大将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学校，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南方科大将来主要是依靠教授，当然并不是说不要一定的行政化，但会更注重教授的力量，比如一些教务长之类的职位将全部会是由教授来担任。为去行政化，将会有一整套措施推出来。”

想要在南科大做教改试验的朱清时，孤身一人南下深圳，他所高喊的“去行政化”，要面对的恰恰是都可以给他戴紧箍咒的两个政府：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教育部，以及深圳地方政府。这事实上形成一种三角博弈关系。

1，深圳支持朱改革，更主要是为了办好南科大，因此无论是许或王，乃至同样做过多年大学教授的分管副市长闫小培，恐怕深府中任何人，都不希望南科大跟教育部闹翻，必须采取一种向教育部请救授权改革的方式，而不能与上级对抗。然而朱清时出身于中科院，身为院士，又担任中科院所属中科大10年副部级校长。

2，教育部内部也有想要推动教育改革者，因此在教育部内部也因南科大而激起复杂的博弈关系。但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中央部委的权威被冒犯，因此特别强调官僚程序和权力边界。教育部口头上支持深圳高等教育改革——在当时的氛围下，谁也不愿意被贴上“反对改革”的标签。

比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一些场合也表示支持南科大的改革，甚至跟朱有私交，朱清时说，“私交归私交，但袁部长不能完全代表教育部，我们自授学历学位这一步很险，但不得不做。”

3，在深圳政府内部，市领导和下面基层的科员，也未必一致。特别是基层科员，特别需要尊重。

2010年6月2日，来深半年有余的朱清时突然约见南都记者。那正是南科大筹建最困难的时候—学校尚未获得批准，校园建设面临层层阻力。在这次颇为慎重的谈话中，朱清时罕有地“发飙”，历数相关部门“多宗罪”：“我来是办学招人才的，如果连些基本条件都满足不了，我无法往前走了”。朱清时摊开手，几近赌气地说。

而涉及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肯定还觉得冤屈：我照章办事，何错之有？南科大也不能法外外运行。

其实在2003-2012年那10年间，深圳正处在一种极其诡异的状态之中，社会已开始板结化，利益盘根错节，根本已失去了特区初创时期的闯劲，但深圳的主官们都想在特区有一番作为，想要在改革上做文章。这其实在南科大一事上充分体现了。

4，朱清时可能认识到自己在三角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因而他似乎有意采取了一种诉诸媒体的策略。因为国内除教育部外，支持教育改革者众，媒体尤其是教改的鼓吹者之一，诉诸媒体可以对央地政府形成压力，为朱提供舆论保护。上述朱清时约见南都记者，即是一例。事实上朱清时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参加电视节目。笔者就曾作为对谈嘉宾参加了湖南卫视做他的专访节目。

当然，诉诸媒体的策略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全国媒体的关注迅速把当时还是空壳（一无校舍二无老师三无学生只有一个校名和一位校长）的南科大炒成了顶流明星大学，省去了多少广告费；二是树立起了南科大高教改革先锋的大旗，这既有利于南科大招聘老师，也有利于吸引那些希望大学改变体制的考生。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南方科技大学成为《科学》杂志“2011年十大重大新闻”之一。看来国际社会也对南科大的改革寄予厚望。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恐怕是，由于树立起了南科大的改革者形象，所以多少对外界构成了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两面性，一是会引起部分官员的抵触情绪，会拖慢南科大的进程，但另一则是，迫于压力最终必须放行南科大。

这种博弈首先体现在南科大的准生证上。如果我们对比下一后来深圳技术大学的出生过程：2016年深圳市筹备设立深圳技术大学，2017年8月深圳技术大学获得教育部批筹，在此之前人们几乎对深技大闻所未闻。2018年12月教育部就正式批准设立深技大。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年时间。

而南科大从2007年5月开始走程序，到2010年12月获批筹，再到2012年4月获得准生证，用了整整5年时间！这一方面可能说明在2007年前后时，还未解放思想，对于新办高校还处在总量控制、原则不批的状态（2007年7月第一次报批，教育部驳回申请的原因，是广东省大学已经很多了，没必要办新的大学），而到2017年前后时，已从宏观上认识到必须允许有条件地区新办一批创新型大学。另一方面则可能说明，在南科大这单上，有人对改革持质疑态度，因而拖慢了南科大的出生过程。

从朱清时的角度来说，他从根本上质疑：地方出资办大学，又不需要上级出钱，为什么非要上级批准？大学授予学生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其资格或成色应由用人市场来检验，上级部门有什么能力作出判断？为何非要许可？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南科大如何从全球请来大牛教授？请不来大牛教授，南科大又如何符合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条件？

事实上，按照教育部的惯例，一所新建大学需要专科生毕业后几年才能招收本科生；以此类推，等到有资格招博士生，至少需要20年。对深圳和南科大来说，等不及这漫长的过程。

于是2010年底，朱清时断然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历！2010年12月，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南方科技大学举办首场招生咨询会。3个月后，44名由学校自主招收的学生到没有校牌的南科大报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走出这一步，一方面是朱清时认为这是对的，“当初已经招了十几个教授了，十几个给四十多个，一个教师就是三、四个学生，所以我又建立了书院，让他们住在一起。我知道这样下来，3、4年下来这些学生肯定不会被耽误。”

另一方面不排除多少有倒逼之举。在南科大作出自主招生的决定不久，教育部就给南科大批了“筹”。当时我就曾与一位领导分析过这一步骤：倘若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一步走通了，自授的学历得到市场认可，那就会激发更多的大学效仿，那么上级许可权体系就崩塌了；为了避免崩塌，必须给南科大发结婚证，避免它未婚生子。

到了2011年高考，问题又来了，这批自主招生的孩子，已经上了半年大学了，还要不要参加当年高考？当时教育部对南科大的教改探索表示支持，但同时提出，任何改革首先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南科大已经自主招生的44个孩子应该参加高考。

但是让已经上了半年大学的孩子再去参加高考，然后成为大一新生，这显然有点难以接受。朱清时开始的态度是让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孩子们集体决定，不参加高考。尔后朱清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支持孩子们的决定。

据说2011年6月，为了争取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将报名时间一再顺延，但直到高考当天，教改班全体学生还是拒绝了。据说当时深圳市教育局来了人，极力劝说孩子们，“哪怕是走进考场待一会再出来”，并且承诺，参加高考就能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但学生们普遍认同校长朱清时的理念——文凭让社会来承认。

2015年1月，第一批教改实验班的孩子们毕业。最初录取45人，后来4人退学，实有41人，毕业时，有3名学生提前毕业，另有5名学生申请延迟毕业；实有毕业生33人，比业时已有15人被世界名校录取继续深造。

最让朱清时欣慰的是，一些孩子陆续收到了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伦敦大学、香港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了。朱清时坦承，“我也怕别人都不录取他们，他们就牺牲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毕业的时候社会的普遍反应是欢迎他们。”

朱清时后来对媒体说：“毕业的时候，档案不能交给人才交流中心，因为他没有教育部的那个文凭，所以还不认为他们是正规大学的。不过如果他们研究生读得好，国外学得很好，回来大家抢着要，就都不重要了。他们这一代人就要用自己的一生来给社会证明：文凭不重要，自己的本事才重要。”

这表明当时的朱清时也是奋力一博，心中并无胜算。这也是第二年（2012年，当年4月教育部给出南科大出生证明）南科大与教育部达成妥协的原因之一，朱清时不再坚持自授学历，而教育部也允许南科大进行适当的自主招生的探索，即所谓的“631”综合评价招生制度中，高考成绩占六成，南科大自主招生考试占三成，剩下一成为高中学业成绩。有一种说法，2012年招生中朱清时坚持高考成绩占40%，但最终教育部不再让步，如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基当时所言，超过50%意味着对所谓“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的尊重。朱清时既已退步，也就没有再坚持。“631”模式就此固定下来。

自主招生、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最激进的高教改革的一次尝试。我们既不能说这种尝试成功了，因为南科大并未坚持自授学历；但也不能说是失败了，因为妥协出来的“631”模式，不仅南科大坚持了下来，而且推广到了许多创新型大学甚至部分老高校。这已成为南科大对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当然，教育部仍然在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权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一直拖到南科大正式创建6年后，2018年才给予了南科大博士及硕士学位授予权（那时南科大教授中已有24位院士，签约教师600人，90%具有博士学位），那已是朱清时离开深圳4年之后了。尽管如此，据说南科大仍然是中国大陆新办高校中最快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同城的深圳大学，在创办11（1996）年后，才获批3个硕士学位点，21年后的2006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03

南科一梦（下）

高教改革真正的难点其实是在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甫一就任，朱清时就向市政府提出要订立南科大《章程》，最好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2011年5月，深圳市出台了《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于7月1日生效。《办法》集中体现了南科大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与不足。吴跃文在《法治高校：“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评述》一文（《大学（学术版）》2011.11）中有精彩点评。

他认为《办法》至少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办法》首次落实了办学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大学责任主体的虚化和缺位是系统性的缺位。我国公办大学并不都是国家举办的，还有省政府举办的和地市级政府举办的，甚至有市（县）级举办的大学。本来是否举办和如何办好都应是举办政府的职责，但举办政府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首先缺位的是各级人大没有问责政府投资举办大学的理由及成效，其次举办政府没有问责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机制，相反认为大学是公益事业，任由省教育厅或教育部管理，把省教育厅和教育部累死。

《办法》中首次明确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第一责任人和政府问责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机制。首先南方科技大学的理事会是南方科技大学最高决策机构，南方科技大学理事会由深圳市市长兼任，董事中深圳市政府的成员占据多数，成为能不能办好南方科技大学的第一责任人；其次南方科技大学的年度财政预算将由深圳市人大通过后才能拨付；第三规定校长全球遴选，并由理事会聘任，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校长由校长提名后经理事会批准聘任。《办法》通过上述规定，首次将举办政府定义为能否办好南方科技大学的第一责任人，首次将公办大学一直虚化的第一责任人实体化了这是《办法》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

其二，《办法》首次让校长及团队回归职业管理的属性

我国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既像老板又像伙计。主要表现在，如果学校没有出现重大事故或大学不主动找上级领导，几乎没有哪一级政府主要领导会主动地过问高校发展和成效。校长或党委（书记）就像大学的老板一样，拥有处理高校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一些高校甚至几年都不正式地向举办政府报告办学质量和效益，举办政府也不清楚高校的办学质量、水平和特色。同时另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厅或教育部）又事无巨细地管理着高校的各种事务，各种会议、通知、文件和检查要应付，又使得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像个伙计，不停地执行各种各样的决定、通知和要求。这导致高校办学缺乏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在强调统一管理的过程中，高校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办学方面的创新机会越来越少，千校一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办法》显然注意到这个弊端并做出了一些克服的努力。如《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校长是南科大的法定代表人，全面主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南科大校长及其团队的基本属性，彻底改变了公办大学校长及管理团队不知道对谁负责的局面，而且也使得南科大校长定位在职业管理的属性上。《办法》第二十条进一步规定：“校长每届任期为五年，届满后经理事会同意可以连任；连任两届以上的，应当启动遴选程序并经理事会按相关规定确定。校长不称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经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提出免去其职务的建议，报市政府按规定程序决定。”上述规定实际上意味着南科大有了依据法规和绩效决定聘任校长与否的“老板”，同时也决定着南科大校长只能是CEO的角色。这才是“去行政化”的前提和基础。

同时《办法》第六条规定“南科大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非因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事由，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意在排除外界对南科大的任意干涉和过细过度的管理，为南科大能够结合自身的办学活动，比较有个性地开展办学活动和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去行政化”的重要诉求之一。

其三，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具体如下：

第一，规定了南科大的办学精神与办学特色。在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办法》规定南科大“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核心，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地方和国家发展服务，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坚持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原则，培育和发挥大学应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将办学精神和办学特色入法，将有利于大学准确定位，减少大学因主要领导的变迁而出现的人为摇摆。

第二，副校长与校长同进退。《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南科大可以设若干名副校长，协助校长处理校务。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校长卸任后，副校长需由新校长提名并经理事会重新聘任。”这样的规定，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副校长仅仅是校长工作中的助手，而不是校长管理活动中的伙伴，有利于克服一些公办大学存在的校长指挥不动副校长甚至校长受制于副校长的情况。

第三，设立办学顾问委员会，作为南科大办学的咨询机构。《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南科大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南科大的咨询机构，负责对学校发展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顾问委员会成员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高级管理人员和工商界人士等组成，由校长聘任。”顾问委员会的设置将能够帮助南科大校长克服自身在办学和管理活动中不足，便于更科学有效地开展办学活动。

第四，自主定酬和自主聘任管理教职工。《办法》第九条规定：“南科大可以根据实际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岗位管理、人员聘用、工资薪酬、职业年金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南科大可以在人员总额内依法聘用教职工。”第三十条规定：“南科大教职工实行聘用制，根据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南科大应当与其聘用的教职工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实行合同管理。”第三十一条规定：“南科大根据岗位要求，参照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市场薪酬水平状况，合理确定教职工薪酬分配方案。南科大可以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特聘教授实行协议工资制度。”第三十二条规定：“南科大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教职工续聘、解聘、奖惩以及确定薪酬待遇的依据。”第三十三条规定：“南科大按照本市有关规定，为其聘用的教职工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并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这些规定意味着南科大可以依据办学实际，突破事业单位的人员管理和薪酬体系，建立起符合自身办学实际的薪酬制度。这将为南科大的筹建奠定很好的制度基础。

吴氏还指出，《办法》的不足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办法》应经由深圳市人大通过更恰当。《办法》内容包括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和外部对南科大的管理，外部管理中涉及政府部门作为举办主体对南科大的参与和建设。

第二，《办法》在一些方面的赋权还不是很充分。譬如南方科技大学理事会的决议是否能够通行全市尚不明确；《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理事会“审议批准学术单位和行政单位的设立、变更或撤销”“应当报市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的规定，显然不符合实际。南科大内部学术单位和行政单位有各种层级，设立、变革和撤销是一种常规性的工作内容，如果都要报请市政府有关部门备案，既显得理事会决策效力有限，又有市政府有关部门管理过细之嫌。

第三，《办法》缺乏罚则。《办法》没有不履行条文规则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的规定，使得《办法》执行力不足。

第四，《办法》某些方面的规定还不够明确。譬如“校长不称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经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提出免去其职务的建议，报市政府按规定程序决定。”没有列举规定校长不称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基本表现，致使《办法》中的唯一一条罚则也十分难以掌握。

当然，吴氏只是就《办法》的文本作了点评。众所周知，文件甚至法律文本不能落到实处，一向是痼疾。事实上，理事会在南科大的决策地位，由于理事会成员中过半数是政府官员，从而使得其形同虚设（有意思的是，2011年，笔者曾发出公开信，提出鉴于南科大理事会政府成员过多，作为市政协委员的本人毛遂自荐，希望作为深圳市民的代表进入理事会。这个公开信当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其实已说明问题了）。

《办法》最后也没有变成《南科大章程》或《南科大条例》。朱清时最期待的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最终落空。

如何评价朱清时及其在南科大的改革？

教育改革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感慨：“就朱清时个人来讲，他做了个人力所能及的尝试，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朱清时自己则说，这五年无怨无悔，不算失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所以至少也算成功了一星半点。

我从来不同意那种认为朱清时过于理想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的评论。63岁出任南科大校长的他，在中国的体制内做到了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科院院士，做了10年的副部级中科大校长，会不懂中国国情？他是太懂中国的大学体制，又深知其中的不足，所以才十分想要改革它，因而他十分珍惜出任南科大创校校长这样一个因缘际会的机会，想要在自己的垂暮之年，作最后一次努力。

我一直认为，“不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没有理想的务实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务实主义者。”说他过于理想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惯性中混日子的费拉主义者罢了。当时南科大一位副教授唐斌曾对媒体表示，朱清时是知行合一的开拓者，“有度量，去容忍不能改变的事儿；有勇气，去改变可能改变的事儿；有智慧，去分辨这两种不同事情的区别”，他认为这是对朱清时最贴切的评价，我也同意。

事实上，就在朱清时仍充满大学改革之雄心壮志的2012年，就有王长乐、李月在《高等教育管理》杂志上撰文认为，关于南科大的教改，有两种主要的理论说辞，一个是所谓的“规律论”，另一个是所谓的“国情论”。其中，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被归结为“国情论”，他认为南科大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来办学，因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一些有利时机，大胆地采取“改革性”行动，来破除阻碍大学体制进步的“坚冰”，以便为南科大赢得发展的空间。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以“既成事实”倒推大学体制改革。

而香港科技大学3位教授的主张则被称为“规律论”，他们主张南科大应该与现体制保持平衡，在现体制的框架下立足教育规律来办学。具体的思路是应该认真规划好办学思路和教学制度，然后根据规划和制度按部就班地办学。比如：他们不主张“仓促招生”和“盲目上课”，认为这种做法有违教育规律。

作者认为规律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是这样的“按教育规律办学”思路，既不是南科大“创校”的初衷，也无法显现南科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南科大“创校”的目的，就是要在传统的大学中创出来一条新路，就是要反传统大学的潮流，若“循规蹈矩”地办学，南科大就失去了创办的意义。二是这样的规律并不是大学教育中的上位规律，而是中位或下位规律，对其遵循是需要在上位规律实现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而对南科大以及中国所有大学而言的上位规律，就是根据世界大学通例，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肯定、确认或授予。也就是说，大学要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作者认为，大学的自主权对大学而言，是大学能够成为真正大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大学的思想就会由于受到外界力量的禁锢和束缚而失去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变得残缺不全或萎靡不振。

中国的高教改革之路如何走通？作者认为，

其一，根据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世界上最早时期的大学自治权的授予或获得，都是需要仰赖当时的国王、教皇或诸侯的理智和开明的。大学虽然需要进行争取自主权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似乎并不是大学能够获得自治权的主要原因。由体制外力量来纠正体制内错误的想法还不太现实，因而对体制性缺陷的改正办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还是“体制内的自我纠错”，亦即理智、开明的统治者来为大学的体制“破冰”———为大学下放自治权。

其二，由私立大学为主形成的大学自治的文化和制度传统，是现代大学形成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公立大学消除自身缺陷(容易被行政权力控制)的重要条件。因为由私立大学所坚持和彰显的大学自由、独立传统及思想，形成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思想和文化标准，引导着现代大学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趋向，限制了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自我性利益趋向(行政的、教会的)，使他们不敢背离大学的本质和规律太远，只能规规矩矩地按照大学的规则活动。这就是大学行业规则，或者说大学文化生态的作用，也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公立大学虽然很多，但都基本上恪守由私立大学创立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学术自治)的原因，也是大学这个世界性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跨越地域而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这种传统和文化的力量，才使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不敢坚持“谁创办、谁控制”的方式，而是选择“支持(出资)而不控制”的模式。

作者的结论是，由“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下放大学的自治权，是世界大学的历史经验，也是后发展国家促进本国大学进步的理智的、必须的举措。

但在我看来，这种奢望，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南科一梦”。

04

所谓南科大的“成功”

在2014年朱清时去职后，“南科一梦”已烟消云散。2022年朱清时再回南科大，也不能改变这一点。那只不过是双方显示中国人所谓“情商”的一种套路罢了。

历史最为吊诡的是，在朱清时的梦醒时分，2015年之后的南科大，却依然在中国高教界强势崛起，其表现在：

除了前述的1，南科大的科研成果表现优异，因而提升其学术声誉，是以能够在自然、软科等学术排名中进入中国大陆高校前20之列，而且比较注重学术排名和国际化程度的泰晤士排名榜，南科也往能排到大陆之10名左右；2，南科大先于深大进入外界认可的所谓“双一流大学”之列，也被视作一种成功。事实上薛其坤出任第三任校长之始，即将“双一流大学”作为其第一个工作目标。

之外还有：

3，南科大已在中国的高中生及家长中建立了一种认可，因而使得其招生质量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

虽然高考成绩仅占南科大录取依据的六成权重，但人们评价招生质量，仍习惯于用招生分数线来判断。南科大作为提前录取批次招生的理工科大学，在各省的招生分数线，连续多年保持较高水准，与老牌名校华南理工大学相比，往往不相上下，有部分省甚至高于华南理工。而华南理工在国内的排名往往在20-25名左右。

4，南科大毕业生的接受度也比较高。从就业来看，以2022届为例，在970名本科毕业生中，70%选择升学深造，在境外升学的300余人中，获世界排名前50高校录取的人数占52%。录取高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选择境内升学者中，85%进入“双一流”高校学习，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录取了28名南科大学子，创历年新高。选择就业的学生，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地区就业人数占比均为七成；华为破纪录录用南科大本硕毕业生68人，大疆、荣耀也均破校史招录纪录；65%的就业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

基于上述表现，在深圳颇有一些人认为，南科大已经成功地复制了香港科大的传奇，用10年时间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如是，是否南科大不需要朱清时式的改革，也能够创造出港科大那样的成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南科大对标港科大，让我们看看港科大的情况。在2010年我曾与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深谈，他当时被引作深圳筹办南科大的顾问，话里行间我感觉他其实也很想做南科大创校校长，不知何故未能实现。后来在网上曾流传一份《香港科技大学迅速崛起的8条经验》的文本，与我同吴家玮所谈的内容颇相似，让人怀疑这就是吴家玮提供的文本：

1，创建科大的自由度大。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

2，创建科大的前瞻性大。历史包袱，一无所有。科大是从零开始，从头建起，人员是新的，建制是新的，规章是新的，大家一同起步，大家一视同仁，没有新旧，没有差别。这是任何稍有历史的高校所没有的。

3，创建科大的模式超脱。美式主导，教授治校办了一所美洲规格的大学。

4，创建科大的法规自拟。量身定制，适时适人。科大的创立，一切从头由自己做起。

5，创建科大的团队精练。老马识途，把握方向。创建一所大学，要有精通世界主流大学的团队。

6，创建科大的精神贯通。立法透明，执法严明。一致公开严明地执行法规。大家多是执法守法，鲜有知法犯法的。

7，创建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香港科大创立在香港经济的全盛时期，加上赛马会的鼎力支持，经费充足，无柴米油盐之虑，而且待遇不菲。

8，创建科大的声势澎湃。万紫千红，压倒群芳。在吸引人才上，主动出手，一改昔日香港姜太公钓鱼的方式，科大高层遍访专才，三顾茅庐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人数共约450名，来自全球35个国家。各级教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75%的教授是从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取得的博士学位。

倘若对照一下南科大的话，港科大8条经验中，12346这5条，南科大均不具备。或者说，第1、2两条最多可以说部分具备。5、7、8三条，南科大是基本具备的。朱清时校长固不必言，陈十一、薛其坤两位校长，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视野宽阔，对如何办大学有着自己的清晰思路，站位也并不低，有超越深圳、放眼全球的眼光。经费更不必说，办大学，深圳最不缺的是钱。

第8条，最为体现朱清时改革的价值所在。我认为其贡献至少体现在：

其一，朱清时改革造就了南科大“国家唯一高教综合改革试点校”的地位，形成了南科大光环。这一光环提升了对教师和学生的吸引力。

其二，形成了“创建南科大的声势澎湃”，大学的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和世界上都有极大提高。

其三，南科大相对国内其它大学仍有些微的体制机制优势，改革需要过程，哪怕只有些微残留，已然形成质别。这种机制优势加上待遇，构成强大人才吸引力。

其四，南科大订下的招募教师的规矩，比如名校博士毕业、海外工作经历及年限，均形成筛选机制，使南科大近100%的教学科研岗位拥有名校博士学位，且来源广泛，形成高质量教师团队。这一点使南科大在师资力量上不亚于国内一流名校（清北及华五）。朱清时在任时已招聘一批优秀教师，打下了高水准基础。

我们仍须加以辨析的，是这一问题：南科大即便没有改革，仍可以复制港科大奇迹吗？因为这不止是南科大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全国性问题，因为国内的诸多名校（特别是排名前50的大学），在没有多少大学改革的前提下，靠大规模投入吸引优秀师资，仍然实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幅提升，以及在全球三大排名榜上的蹿升。

以清华大学为例，2022年其经费预算高达362.11亿元人民币（约52亿美元），而哈佛大学也不过是54亿美元。从购买力平价来说，其实已远超哈佛。而在QS全球大学排名中，2023年清华大学已跃居全球第14位，超过普林斯顿、耶鲁、哥大、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东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众全球名校。

抛开大学排名榜的是非不论，毕竟在2022年自然指数（学术成绩）排名中，清华大学也以1460篇论文高居全球第8名。中国科学院大学更以2753篇论文高居全球第3名。

我更愿意称之为“人民币红利期”。即借助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将创造的财富中大规模投向大学，吸引在欧美日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华裔及部分非华裔学者在国内大学任教及做科研，以此迅速提升科研水平。

当然，长远来看，中国的大学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立一个有利于科学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体制机制。

而20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乃至西南联大等迅速在全球崛起为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名校，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所创造的传奇，仍是清北等大学未能达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