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一个标题，内心颇感踌蹰。深莞关系于深圳而言，与深港关系几乎同等重要，但是两个城市的政府隔膜如此之深，现在的进展远不如已经建立了合作机制的深港关系。

一

还记得2019年4月20日，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深圳（"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作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中的主要论点经过网络传播，顿时惊骇了整个华人世界：

"（两年前）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

很多人觉得张五常的讲话完全信口开河，是因为忽视了他后面强调的另外几段话：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间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凤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如果张五常教授口中的深圳仅仅是指1980平方公里的深圳市，那么他的上述观点确实太"夸张"了。但如果他指的是"深圳都会区"，或者说叫"深莞惠"地区，那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他的乐观态度（更何况他还为他的乐观观点预设了几项条件，如果那几项条件真的实现了，确实可以乐观），当然不要去计较GDP数字问题，而是指一种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功能。这是有可能的。

二

回顾东莞市过云40年的经济成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与深圳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随从、共震关系。

让我们回到1978年。

在1979年深圳建市并成为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之前，行政上隶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当时的惠阳地区辖驻地惠州市及惠阳、博罗、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紫金、惠东、宝安（今深圳市）、东莞等1市10县。之后1979年撤销宝安县，改设深圳市，由省直辖；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将东莞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也就是说，深莞原都是惠阳地区下辖的一个县。

在1978年这个时间点上，深莞惠地区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地区，由于临近边防前线，国家未在此布局任何重要的工业和科技设施。改革开放给两个城市同时带来了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如我前面文章所提到的，1979年的对外开放，最先饮头啖汤的是香港轻工制造业，大规模北迁珠三角，到1997年，香港仅在深圳的工厂就有12400家之多。在东莞的港资工厂没有深圳那么多，但也相当于深圳的一半左右。深莞承接港资制造业转移的过程基本是同步的，但这些工厂大部分优先选择深圳，毕竟有地利之便。

1988年之后，台资的轻工制造业也尾随港资工厂进入深圳和东莞地区，1992年之后尤其加大了投资规模。台商投资的领域遍及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及五金制品、工业用原材料、鞋业、机械和家具等。

相对来说，台资工厂偏爱东莞多过深圳。一方面来说，台资有爱扎堆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喜欢一起到一个小地方，这样与当地政府谈判时，比较有叫价能力。倘若对手是强势的地方政府，则往往很难讨到便宜。到1996年时，就已经有了"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的说法。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下称台协）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2006年的3530家

1993-1994年，厉有为在深圳实行不欢迎"三来一补"政策后，大量盘踞在深圳的此类港资工厂纷纷迁往东莞。这导致港资轻工制造业工厂在东莞的规模超过深圳。

港台"三来一补"工厂在东莞铺开，使东莞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2年，东莞连续7年出口总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圳、上海。事实上应该是深莞地区共同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东莞市总强调"东莞是世界工厂"，而深圳市则只强调，"深圳及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工厂。

1990年代中期深圳开始转向IT制造业和通讯设备等科技产业，而东莞也开始吸纳此类制造业投资。来自台湾的产业投资最初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但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PC（个人电脑）市场的迅速升温，集聚在东莞的台湾投资逐渐变成了以PC制造产业链为主。

如果我们站在1999-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来观察的话，当时的东莞、惠州（联想电脑当时华南的研发和销售在深圳，主力工厂在惠阳）和深圳本土及外资的IT制造（除了本土的联想、长城电脑等之外，还有富士康代工的苹果电脑，以及戴尔、索尼等外资在深圳的生产工厂等等，以及开发科技、深南电路等诸多电脑零部件生产商）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大的IT制造基地，所谓"世界工厂"的全球声誉，其实是在此时方形成。当时很著名的两句流行语说：在深莞惠三市的区域范围内，一台PC所需要的零部件全都能够生产，可以顺利地组装出一台PC机。

东莞市政府发布的报告声称，1994年10月，中共东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战略，其内涵是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使"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东莞经济开始了升级转型。但这一所谓的转变，只体现在东莞市在原来轻工消费品制造的基础上，增加了PC制造业而已，而并不能表明东莞"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得出东莞由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变，纯属自我溢美之辞。

不过东莞市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以更好地从深圳承接产业转移。比如1997年东莞由市财政出资17.4亿元建设了莞深高速--一条南北走向贯穿东莞中部腹地的高速通道，开创了全国地级市自筹资金建设地方性高速公路的先河，这条连接深圳中心区、全长41公里的高速公路于2000年9月通车。

此外，在烈火烹油的年代里，东莞政府自信心十足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城市地位，规划建设了一系列新城区和关键基础设施。

2001年，《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5）》通过，成为构建新城市中心的布局之纲，根据此规划，决定在南城建设CBD，以克服东莞中心城区首位度过低的问题：5年间实施市级重点工程164项，总投资296亿元，完成东莞大道、松山湖大道、东部快速、常虎高速、环城路等建设，以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大剧院、行政办事中心等一大批公共建筑为核心建设中心城区。

此外2001年8月东莞决定将松山湖建设成为一座集科技、产业、生态、人文为一体的生态科技新城，作为东莞未来的经济和科技中心。2002年1月10日，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奠基，园区规划控制面积72平方公里。

2002年，东莞市决定开发建设虎门港为集装箱港，目的是将东莞所产生而输入深圳港的集装箱货运量截留一半左右通过虎门港输出。在虎门港失败后，又推出了"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规划，把东江北干流和南支流流经区域，包括中堂、道滘、望牛墩、麻涌、洪梅、万江、石龙、石碣、高埗、沙田和虎门港开发区均纳入其中。

2008年，又决定开发长安滨海新城，斥资近200亿元填海12平方公里，加上原有可开发用地，共计达20平方公里。

这些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大建设项目，除松山湖外，其它都算不上成功。尤其是，在作为与深圳配套的产业基地的角色下，东莞试图取代深圳的服务中心角色的各种努力，包括CBD和集装箱码头。

但是另一种由民间推动的产业升级确实在悄然发生，那就是在制造业大繁荣的带动下，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人口集聚，与之配套的生活性服务业迅猛地发展起来，诞生了诸多餐饮及零售服务的著名品牌连锁企业，最典型的如台资的名典咖啡和莞资的真功夫快餐，以及如今已拥有1.5万家门店的美宜佳连锁便利店。当然更为著名的就是遍面东莞33个镇街的高星级酒店，其中仅五星级酒店就将近40家。

很可惜的是，这种市场自发的产业转型升级，后来走入了一条畸型繁荣的死胡同，一场风暴之后，花叶飘零。

三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件改变全球价值链格局的一件事。

虽然在此之前的2001年金融危机和科网泡沫破灭，已经影响到深圳的产业结构，迫使轻工消费品制造业进一步迁出深圳（其中一部分即迁往东莞），但深圳十大传统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告完成。而东莞则是在2008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制造业大批外迁的状况。

这个以服装鞋帽等为代表的消费品加工业，是最早全球化、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工业产业，也是最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初在1950、60年代由美欧转移到日本（集装箱运输也正在此时得以发明），60、70年代又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也有小部分转移到了泰国、马亚西亚等所谓亚洲四小虎地区；80年代末才由港台转移到中国大陆。

2008年前后，对这一产业链的打击是多方面的：除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不足之外，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主要是环保）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时期走向了终结。对它们形成最大打击的则是2008年中国政府修订《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大陆的成本急剧抬升。

大量此类工厂迁出中国大陆，迁往越南、柬埔寨、孟拉加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的甚至迁徙到非洲国家。没有迁出的则大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在最高峰时，东莞的台资企业有6000多家，大多以制造业为主。到2014年，这个群体，已经降到4000多家，近三分之一的台企，退出了东莞。而伴随着"大撤离"而来的是近500万外省市民工被抛入失业大军。据当时媒体报道，2009年东莞制造业十停去了四停，产业工人一年中丧失150万，1600家台企、2000家港企从东莞撤离。据广东某工业协会的一个内部统计，从2009年到2015年，有超过4000家企业倒闭。

雪上加霜的是，在2010年和2014年，东莞市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黄，对东莞的生活性服务业造成进一步打击。

东莞经济由此陷入严重困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2014年这6年间，东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

就像之前的20年东莞经济一直是深圳开放经济的追随者那样，东莞这一波的经济萧条，最终还是需要在深圳带动下走出低谷。

自2008年富士康成为苹果智能手机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在龙华和观澜的生产基地最多时达到45万员工，而且迅速在深圳原关外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商生产网络，并延伸到东莞地区。之后华为、中兴、小米等加入进来，使得这个手机产业链迅速膨胀到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中心。东莞本土的步步高系也成为这个生产网络的一部分。

1995年，段永平在东莞成立了步步高公司。2000年前后，步步高旗下的通信公司开始介入手机业务。苹果智能手机的崛起曾令段打算关掉手机业务，但2004年段永平和陈明永决定创立OPPO，并在2010年使之成为一个智能手机品牌；另外2009年段永平与沈炜共同创立VIVO公司，并于2011年亦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二者皆以低价策略抢占中国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并进入亚非拉地区市场。2019年，步步高系已成为东莞市第二纳税大户。如同华为终端一样，步步高系同样利用了富士康所打造的ICT供应链，但是成为东莞本土崛起的链主企业。

自2009年深圳颁布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推动城市更新成为主要的土地整备来源，以及2010年开始推动关内外一体化，叠加上环保风暴，还有2008-2009年和2015-2016年深圳两次房地产价格暴涨，特别是后者，导致深圳营商成本急剧抬升，打击到深圳ICT产业链，被迫迁出深圳，而东莞的松山湖科技园区和各个邻深镇街则成为主要的承接地和最大受益者。

这一波迁徙潮的高潮是2018年7月华为的南方研发中心整体迁往华为松山湖基地。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由此成为东莞经济增长的龙头，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如前所述，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是2001年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大朗、大岭山、寮步三镇之间，地处东莞市的几何中心，控制面积72平方公里。坐拥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松山湖园区按照功能布局，从北向南依次划分为北部工业区、中心区、台湾高科技园和南部区四大片区：北部区是高科技产业、研发平台聚集区；中部区是教育、研发、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IC设计产业聚集及高新技术创业区；台湾高科技园是台湾高端产业项目主题园区；南部区是研发总部、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生物技术产业区。

但在2010年之前，松山湖的发展并不令人兴奋，当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调研松山湖园区，还批评松山湖发展得太慢，缺少大项目。

2014年以华为终端基地落户松山湖为典型标志，深圳产业外迁骤然加速。2015年之后，来自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迅速充满了松山湖。华为产业链上的许多企业都已经或正在迁往松山湖及附近地区的路上，这包括欧菲科技、蓝思科技--在松山湖收购了倒闭的台资联胜科技的产业园，总投资50亿元建设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并投资45亿在塘厦建设新厂区。

毗邻华为南方基地的光大We谷，也因此搭建了一个华为产业链生态圈，引进了一批诸如中航国际、软通动力、易宝等华为生态系企业，入园的企业超400家，其中深圳企业占比虽然仅在20%左右，但其就业人数占该园区的超过一半。

继华为之后，另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深圳中集集团宣布将投资60亿元在松山湖打造"中集智谷"项目，项目占地530亩。项目首期将引进中集集装箱板块总部、中集学院、中集研究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东莞迈科科技等。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一半的大疆无人机，也宣布将在松山湖购买32亩土地，启动松山湖总部计划，未来将建设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深圳大族激光收购了总部位于东莞、实力同样强劲的粤铭激光，并入驻松山湖园区。此还包括顺丰、康佳电子、易事特、汇川技术、德威工业机器人等众多深圳科技公司。

由此可见，是深圳企业大规模进驻而成就了松山湖的成功。

2019年，华为系东莞纳税36.46亿，成为东莞市的第一纳税大户。东莞市也因为拥有华为终端、步步高系两大智能手机公司，而号称世界手机之都。

自2015年至今，东莞经济再次繁荣，并紧紧地捆绑到了深莞惠ICT产业链上。2021年东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0855.35亿元，突破万亿大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1万家，工业增加值5008.81亿元；当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5.3%，两年平均增长17.9%；国家级高技术企业数量达8600多家，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占制造业投资比重54.0%。

2020年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近1万亿元，加上深圳2.8万亿和惠州4千亿，三市合计约4.2万亿元，占全国22万亿的约20%，是全国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在2018年之后深圳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东莞却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似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态。这可能也说明，东莞仍处在第二产业迅猛增长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深圳则似乎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饶有兴趣的对比。

四

当我们说东莞成为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我们的下一句话，就应该探讨东莞在这个网络中的角色。

为什么东莞市打造南城CBD不成功、做虎门集装箱港不成功、而做松山湖就成功了？

那是因为，在珠江口东岸的都会区和创新网络中，已经有香港、深圳在行使CBD的功能，而且行使得相当好，看不出有没取代的可能性，因此大公司和中型公司的总部就会愿意放在香港和深圳，因为那样可以便捷高效和相对低成本地获取人才、资本、管理等要素资源，获得各种（包括法律、会计、设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并且很容易建立与全国、全球的商务联系。这些功能香港和深圳具有比较优势，而东莞则不具有这样的比较优势。因此，东莞市砸两三百亿来打造南城CBD，既是一项失败的错误决策，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同样，在香港葵涌港、深圳港已经承担起区域内高效的集装箱班轮挂靠服务的前提下，东莞根本既不具备条件（内河港口）、也无必要取代香港和深圳的此一功能。因此建设虎门集装箱港仍然是一项错误决策。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东莞不是深圳。

解答为什么松山湖会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解答在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中，深圳和东莞各自应该是什么角色。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张五常教授所强调的，东莞所提供给深圳的，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工业区，而且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业区。事实上这是一个以ICT产业链为主要特色的科技制造基地。

但松山湖又绝非仅仅是一个工业区，而是兼具了研发功能。这是让深圳如鲠在喉之处，因为深圳绝不仅仅定位于一个服务中心，而且要求自己必须是研发的中心，这样才是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华为把其华南研发中心搬入松山湖，刺痛了深圳，因为这相当于宣布，深圳不再是一个适于研发的城市，而东莞比深圳更适合。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

1，松山湖并不能改变东莞本质上是一个科技制造基地、一个工业中心这个定位本身，如果东莞放弃其对制造业的定位，而要整体上做一个所谓"创新枢纽"，那东莞最后一定会失败。而现在东莞政府嘴里所说的"科技创新"，跟他们在1990年代就说自己"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种政治说辞而已。

2，本身，研发和制造就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两个环节，很多研发是必然要跟着制造走的，尤其是在制造技术环节的研发。完全与制造脱节的研发，比如说所谓"应用基础研究"，也不一定就不可以在一个工业区里进行，一定要在服务中心那里进行。

3，华为的华南研发中心搬迁东莞，是一个特例，这是华为作为一个全球跨国公司，像Google、Facebook那样，追求到郊区建造自己的"科技小镇"的后现代思维。深圳在其关外地区没有满足华为的这一后现代思维，松山湖才填补了这个空缺、满足了这一需求。

4，华为搬迁，是深圳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不能怪东莞抢夺自己的资源。事实上在成本急剧抬升使自己不再适合于制造业和与制造紧密相关的研发的同时，深圳没能够在自己的机荷高速以北地区打造出与松山湖同样或更好的创新空间，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机荷高速以北，我所谓的"北深圳"地区，政府既放任房地产商在此大规模抬高房地产价格，排挤制造业，又不能利用自己的力量改造遍地由原住民股份公司低水平开发的工业区，打造出像松山湖一样适宜于研发的创新空间。是深圳政府的不作为，才给了东莞松山湖机会。

5，城市定位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我觉得有东莞这样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的"科创理想"，并对深圳构成竞争压力，是一件好事情。没有谁有权力规定，东莞只能做深圳的配套工业区，而不能发展科创；而研发则必须放在深圳，因为深圳天然是创新枢纽。

深圳要想成为创新枢纽，就必须让自己适宜于成为研发中心，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成本，并提供研发需要的配套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不许别人成为研发中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东莞市既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又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所谓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指东莞市在实际的操作中，仍在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制造业，与此同时又希望追求创新资源，并作出一定的努力，松山湖就是其所做最正确的事情之一。所谓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是指其在追求创新资源的时候，好大喜功，浪费太多资源在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而在自己应该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吸引产业链上跨国公司的科技制造产业投资项目上，做得远远不够。仅仅吸引深圳科技企业溢出是不够的，东莞应该主动补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制造短板。

让我们看看东莞市做了哪些事情。东莞力图建立自己的大学和科研体系：

其一，在办大学方面，现在主要是三个点，一是东莞理工学院，一是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一是大湾区大学。在2022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大湾区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加快筹建，东莞理工学院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范校成效显著"。

东莞理工学院创办于1990年，有松山湖、莞城两个校区，2015年9月被确定为广东省重点支持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单位。目前有教职工1600人，在校生2万余人。

大湾区大学则是马化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Idea，最后东莞抢到了这个项目，现在正在筹办之中。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则是"城大"意图进军大陆，而与东莞市合作的产物。办学规模不大，总体计划招收学生6000人，其中本科生2400人、硕士研究生2600人、博士研究生1000人。选址大朗镇屏山村及松山湖，校区用地面积523.9185亩，分为两期进行规划，其中一期用地面积179.5656亩，总投资估算额12亿元；二期用地面积344.3529亩（包括湖及山体），总投资估算额9亿元。

除此之外，东莞还在吸引其它国内大学入驻。2006年，松山湖园区引入广东工业大学设立华南设计创新院，2019年广工与香港科大、东莞理工学院合作在松山湖设立国际机器人研究院。此外北大在松山湖设立了北大东莞光电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则设立了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在松山湖设制造工程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设立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上海大学设立纳米技术研究院，广州中医药大学设立了中医药数理工程研究院。

其二，在科研方面，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东莞也做了许多努力。

2011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与广东省合作，在东莞大朗镇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简称CSNS），2018年，项目一期建成，包括：一台80MeV负氢直线加速器，一台1.6GeV快循环质子同步加速器，两条束流输运线，一个靶站，7台中子散射谱仪、辐射防护系统及相应的配套设施，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未来中子反射谱仪将达18台。CSNS据称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十二大科学装置之首，是国际前沿的高科技多学科应用的大型研究平台，CSNS装置的建成及运行（预计将会有600名左右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常年开展科研工作）必将对南方各省、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产生长期、巨大的科学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

2018年11月，中科院与广东省政府在广东签署《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作为重点合作项目，高能所与东莞市签署了《关于推进南方光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南方光源项目有望落户在松山湖片区。

东莞市拿出"中子科学城"参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并建议与深圳市光明科学城协同参与，构成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区。按照东莞市的规划，"中子科学城"面积53.3平方公里，包括松山湖南部片区9.2平方公里、台湾高科园片区6.7平方公里、大朗象山片区11.7平方公里、散裂中子源及生态绿地25.7平方公里。中子科学城辖区内囊括了已投入运营的中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以及已开工建设的省级平台松山湖材料试验室，今后南方同步辐射光源也有望落户于此。

对于东莞市的上述努力，我个人认为，东莞理工学院的建设发展，是正确的方向，莞市应该进一步扩大东莞理工学院的办学规模，再建2-3个校区。城大（东莞），倘若不需要东莞财政出钱，仅仅是出地皮，问题不大。但是大湾区大学的决策，过于草率了，办大学是很烧钱的事情，以东莞市的财力，没必要去争这个东西，长期来说，也一定办不好。

中子科学城，倘若是以粤财政出钱为主，东莞市只出地皮，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东西对东莞来说根本没啥用，更主要是为深圳和广州，或者说是为大湾区服务的，或者说是为国家做贡献。《2022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散裂中子源二期"、"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以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倘若后续需要东莞往里砸钱，个人建议要慎重。对于这种浪费钱对自己又没有太多用处的东西，所谓"纯成本中心"，为何不让深圳、广州去烧呢？东莞应该是一个务实的城市，没必要如此爱慕虚荣。

东莞在强化制造业方面的任何努力我都高度赞赏。比如其提出"全面实施稳链补链强链拓链工程，力争五年实际投资超6000亿元，全市引进培育千亿企业超过5家，百亿企业超过25家，形成万亿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五千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千亿级的新材料、新能源、服装鞋帽、食品饮料，百亿级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万、千、百"亿级产业集群发展梯队"、"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划定约70平方公里产业基地，推动形成松山湖生物技术、东部智能制造、东莞新材料、东莞数字经济、东莞水乡新能源、临深新一代电子信息、银瓶高端装备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都很好。对于东莞追求R&D投入强度提升至4%之类的目标，我更是不以为然。东莞没必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这些都是技术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无论是东莞政府，还是深圳政府，均没有把双方视作一个整体，虽然从经济体角度来说，二者，再加上惠州，完全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共享一个产业链网。受行政力的阻碍而无法实现一体化，这是目前共建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最困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