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湾商业观察》乔锐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肥差。其实我当时应聘的时候只有一个核心竞争力：会说中文。”在纽约第五大道劳力士专卖店从事销售的Tyler向《港湾商业观察》表示，“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的奢侈品生意好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40年来，伴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国人的高消费水准屡次以“抢购奢侈品”、“买豪车像买菜”、“一手炒高温哥华、洛杉矶、悉尼等房价”的形式见报。但随着互联网的支持以及社交软件的兴起，一切又似乎变了味儿：人均“人在美国刚下飞机”的xx，曾经在xx平台上“喜提法拉利”的数量数倍于中国市场实际销量，以及“人均爱马仕”的xx……

这就是人们今天所熟知的“凡勃伦效应”。

当金钱崇拜已经变成近乎于公理般令人习以为常时，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凡勃伦早于1899年就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可以说，所有躺平、攀比、消费非所需的人们，都应该读一遍《有闲阶级论》：涉及庞大人群的社会现象无法一朝改变，但最起码人们应知道这现象是因何而来。

凡勃伦对于有闲阶级的定义为“可以摆脱劳役的人群”，也就是不需要从事任何生产性劳动的人。从封建时代至今，典型的有闲阶级有从事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体育运动等，而到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下，那些“躺平”的年轻人们似乎亦符合有闲阶级的描述。

曾经的人对体力劳动的羞耻感有多强烈？凡勃伦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法国有位国王据说由于道德上过分恪守保持优美姿态的礼节而丧失了性命。这位国王正在烤火，火势越来越旺，而专门为其移动座椅的侍从官刚好不在场，他竟然毫无怨言地忍受烈火的烘烤，这让他尊贵的身体被熏烤得无以挽救”。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体现在“炫耀性休闲”与“炫耀性消费”两方面。

炫耀性休闲并不意味着懒惰或无所作为，而意味着非生产性的消耗时间。这一原因是生产性的工作被认为无价值感，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证明其有经济能力负担起闲散的生活。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相对熟知的“三和大神”是否属于有闲阶级呢？在社会学学者田丰《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中，描写了这群怀揣着梦想来到深圳却未能如愿，随即在高楼林立的城中村中混吃等死的群体。三和青年们多从事日结工作，即最廉价的劳动力。挣钱后又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着基本的生存：15元的房费，5元以内的餐费，剩下的钱多数花在了网吧。对于三和大神们来说，钱什么时候花完了，便再去找一个日结的活，如此往复。

似乎从某一程度来说，相比都市内大多数打工人及白领们，三和大神们的确在非生产性的消耗多数时间，但他们似乎又与贵族、战士、国王等毫不沾边。

凡勃伦在书中便超前的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将存在一个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却依然能实现炫耀性休闲的冒牌有闲阶级：“炫耀性休闲准则在任何地方如果能不受干扰地按照它自己的趋势前进，就一定会出现一个从属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冒牌的有闲阶级—他们过着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但在道义上又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卑躬屈膝。”

凡勃伦举例，“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曾经享过荣华、而今却一败涂地的绅士淑女。这种普遍对极其轻微的体力劳动所表达的深恶痛绝，在所有文明以及金钱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都是比较常见的”。

近年，“古着店”的概念被引入国内并大受年轻人热捧。殊不知现在被大家视为炫耀财力的古着店，也正是当年的贵妇们随着财富缩水，为了继续维持高阶层的生活习惯而不得不变卖奢侈品才应运而生的。

除此之外，凡勃伦还分析了另外一种人群，即代理和消费。“在较低层次的中产阶级中，一家之主已没有任何理由休闲，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迫于环境的压力，休闲已经被弃用。但中产阶级的妻子为了家庭及其主人的好名声，仍进行着代理休闲的工作。在任何现代化工业社会中，顺着社会阶层而下，一家之主所进行的炫耀性休闲事实上已在相对较高的层级里消失。中产阶级的家主迫于经济的压力，转而依靠自己的双手从事一定工作来维持生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通常有很大的生产性，与如今的普通商人无异。”凡勃伦指出，一个男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为的是使妻子能适当地展现出当时公认的代理休闲的程度。

随着男女平等的观念的发展，曾经的代理休闲及消费却依旧存在，只不过人群由家主的妻子逐渐转变成夫妻的孩子。当今社会的啃老现象无需赘述，人人皆知，但又有多少人想到，被“啃”的老人们，不一定都是无奈，而其中或有部分是一种“我孩子这么大都不需要工作，看我多有本事”的炫耀呢？

在那个没有社交软件的时代，炫耀性消费的重要性似乎远高于炫耀性休闲。通信工具和人口的流动将个人置于大众的观察之下，而要评价某人的荣誉，没有比在众人直接观察之下来展现他的财物更好的办法了。豪车、名表、奢侈品穿戴在身上可以让所有人都看到，但是一个人在工作日的下午喝下午茶吃甜点，同样是有闲阶级的体现，但却远远不能达到相同的展示效果。

凡勃伦据此进一步总结道，就炫耀性消费这一因素而言，任何阶级的生活标准通常是高于本阶级收益能力所能承受的水平—并伴随着不断走高的趋势。“因此，它对人类严肃活动产生的影响是，致使他们受到单一目的的局限，即最大限度获得财富，而对毫无金钱收益的工作则不屑一顾。与此同时，它对消费的影响是使得消费集中于最能获得旁观者好评的、显而易见的事物上，然而对于那些没有涉及时间或物质方面的荣誉性消费则趋向于逐渐淡化，停止使用”。

几年前，校园贷大行其道，或许也正是因为部分大学生们的消费标准远远高于其所能承受的水平，而他们的消费多集中于手机、化妆品、包等“最能获得旁观者好评的、显而易见的”事物上，倒是鲜有听说大学生借校园贷去购买一套价值数千元的书籍。

但是这样的消费只能从标准、品味等主观角度去评价，若从适用性和价值来看，多数的炫耀性消费将不堪一击。

凡勃伦举例，一只手工打造的银汤匙，它的商业价值为10~20美元，按照适用性这个字眼的原意，通常不会比一只材质相同但由机器制造的汤匙更具有实用性。它甚至可能不会高于以铝为原料的一类“贱”金属机制汤匙，而后者的价格或许不会超过10~20美分。手工银匙，就其表面用途来说，实际上远不及机制汤匙实用。

如此逻辑似乎可以用于现下绝大多数打着“手工”标签卖高价的物品，正如凡勃伦所言，“随着人们看重物品的高价特征的习惯日渐巩固，又经常将荣誉视同美感，结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凡是价格不高的美术品，就不能算作美丽。”

就服装角度，凡勃伦一针见血的指出，乌黑亮丽的漆皮鞋、洁白无瑕的亚麻衬衣、光泽鲜亮的高筒礼帽以及精致的手杖足以大大提升一位绅士原有的派头。如此魅力绝大部分在于它们暗示出：如此穿着的人绝对不会直接或者立即参与到体力劳动中去。“高雅的服饰之所以达到高雅的目的，不仅因为其价格昂贵，而且因为它是有闲的标志。这不仅显示着装者有能力去高额消费，而且同时表明他无须生产就可消费。

同样，女性的高跟鞋、长裙等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样的穿着很明显从事任何甚至最简单的体力劳动，都显得很困难。“其实质原因仅仅是，裙子是昂贵的，而且使着装者步履维艰，无法从事一切有用劳动。女性习惯留极长的头发，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女性无需从事体力劳动的体现，凡勃伦还另举两例：西方文化下的女子束腰，以及东方女子的缠足……

凡勃伦认为，服装上的明显过高支出说明其本质是丑陋的。于是我们发现，服装的所有革新，每一个细节的增加或改变，为了免受批评，往往要表明它具有一些表面上的目的。同时，在炫耀性消费的要求下，又得避免服装革新的表面目的不得过火，以致掩盖了其赤裸裸的炫耀本意。

金钱对品味导向的影响，又何止在于物品。在饲养宠物方面，猪、羊、马等具备生产贡献、价值性质的动物从不会被人视为“荣誉的美”，反观猫、狗、骏马、鹦鹉等“浪费型较强”的动物，一向受到上层阶级的宠爱。

对于如此现象的形成，凡勃伦认为，今天的形势塑造明天的制度，其方式是通过一个选择性的、强制性的过程，发挥人们对事物的习惯性看法的作用，从而改变或强化他们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某种观点或心理态度。“环境对该群体施以压力，从而调整该群体的生活方式，是通过财务压力的形式来冲击群体成员。我们可以认为，当外来力量大部分都转换成金钱或经济压力时，事实主要是经济力量促成任何现代产业社会进行了制度的再调整”，此处所描述的生活方式调整，实质上就是人们关于何者为善或美的观念上的改变，最多不过是在犹豫、勉强的情况下发生的。

尽管如此，已形成的制度习惯想要更改谈何容易，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制度下的上层阶级及下层阶级都是保守的：“足以阻碍进步的，不仅仅是因为过上了一种奢侈的生活—它断绝了出于对现状不满要求革新的机会，而且也是因为衣食匮乏和物质生活过于艰苦。后者的保守倾向不亚于前者。”

对于赤贫者和那些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为日常生计奔波上的人，由于他们没有余力去思考明天以后的事，所以他们都是保守的。而非常富足的人们同样保守，因为他们对于当前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据此凡勃伦推定：有闲阶级制度足以造成下层阶级的保守性，其方式是尽可能地剥夺底层阶级维生的生活资料，并因此减少其消费以及可用的精力，以致其更无余力从事学习和采纳新的思维习惯。(港湾财经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