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2012年5月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科创委不能阻止深府科技系统走向黯淡》的文章（详见《正在褪色的深圳梦——金心异深圳评论集2009-2012》P552），大意是，即便是（当时传言中的）修正之前大部制改革方案、重新从之前合并的“科工贸信委”中分设出“科创委”，也不能阻止深府科技干部团队的日渐衰落。“科创委”要想恢复到1990年代科技局的光辉岁月，应该已没那个可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点？准确的说，不能只说科技局，而必须得说“深府科创系统”。为什么曾经十分辉煌，又为什么如今有所衰落？科创系统对深圳的高科技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

我在之前的《李子彬的科创观》一文中，曾经提到，在1995年之前的历任深圳主官，可谓都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甚至科技产业的发展，但要说真正把科技产业从部门工作提升到全局重点工作的高度，还是在1994-1994年间，李子彬担任深圳市长之后。

虽然李子彬在《我在深圳当市长》一书中，说他推进了深圳的“七大配套体系建设，包括：1，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2，建立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综合配套政策体系，改善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3，从深圳的实际出发制定人才政策，坚持自主培养与引进并重，建立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体系；4，坚持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相结合，建立技术来源体系；5，建立政府资金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支持的资金投入体系；6，建立和完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7，建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项目产业化提供孵化平台。但他没有特别强调的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那就是深圳政府的科技管理团队。

除了市长之外，这一时期分管科技的副市长也个个都很强。朱悦宁1986-1996年担任分管工业、交通、科技、办公厅和体制改革的副市长，著名的1987年2月“18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就是他分管的体制改革办起草的。他同时分管科技、工业和体改，是当时的一大优势。他后来去担任央企港中旅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接替朱悦宁的是郭荣俊，虽然主要工作经验是在外资外贸领域，但对科技产业并不陌生。

当时的深圳市科技局，可谓人才济济。

叶华明1984年担任当时的科委主任，就奠定了科技部门最重视产业的基调，并由科委创办了先科公司。叶华明甚至于1991年辞去科委主任之职，专任先科集团董事长。接替叶华明的是郝春民，此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任职，可谓专业出身，被李灏专门请到深圳担任科技局长。1995年，李连和接替郝春民担任科技局工。

李连和1970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湖北省竹山县、郧阳地委和省科协工作，曾任郧阳地委组织部长、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正厅级）等职；1994年来到深圳，先是任中国科技开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95年起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以及科协主席，直至2003年转任市政协副主席。

此外就是1996年担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应力，1997年8月兼任市高新办主任，深得李子彬器重。

一般认为，在台湾科技产业发展历程中，曾任台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总统府资政的李国鼎先生，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被称为台湾“科技教父”。他也是新竹科学园区的创办人。

在深圳的科技产业发展历程中，我们无法确定某一个人担当了李国鼎这样的角色——倘说李子彬颇类似，恐怕会有许多人站出来不服——但我们若说在深圳的1990-2010年这20年间，有一个人才济济、持续高水准的科技政策管理团队，共同起到了李国鼎的类似作用，恐怕没有人可以反对。而这个团队的战力则是在李子彬时期达到了颠峰状态。

尤其是在1997-2003年这几年时间里，深圳市政府的科创管理团队，形成了科技局与高新办两个阵营，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恰恰是这种竞争关系，丰富了深府的科创管理团队，刺激了各自的创新精神，竞相出台有利于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而正是2003年这种竞争有了最后结果，反而埋下了这个颠峰或高潮状态落幕的伏笔。

二

我在《深圳自主创新史》中曾标签了一个“刘应力时代”，以与“李子彬时代”、“许勤时代”并列。当然这种并列其实并不严谨，一是刘应力并未担任过深圳市主官，何足以与李子彬、许勤并列；二是，刘应力在深圳科创系统发挥作用的时期，与李子彬有3年的交集，可以说是李子彬发掘了刘应力，因此将二人并列也是不合适的。

但是呢，在李子彬离开后，刘应力先后担任深圳市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深得于幼军、李鸿忠等几任市长的信任和倚重，在科创领域确实具有相当的决策权，也是事实。

刘应力为吉林人，本科和硕士学位均在吉林工业大学获得。1984年南下深圳，在深圳市电子研究所任工程师，1992年进入市科技局系统，1995年任科技局副局长，1996年被李子彬看中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对接科技局，后兼任高新办主任。

高新办由于掌握深圳高新区的运作实体，与企业直接交往，并在与高校的合作（虚拟大学园、三个研究院与大学城）中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分流了原本科技局在主导的政策领域，使得科技局的职责仅限于科技政策的制订，与高交会的筹办。2001年高新技术产业带的筹划，更是高新办在一力主导。

刘应力从1996年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高新办主任到2002年升任副市长，用了6年时间，而在这6年时间中，他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逐渐提升，在李子彬后期的许多重要决策，已看得见刘应力发起推动的身影。即便是李鸿忠于2003年接任深圳市长后，对刘应力在科技产业领域的倚重也未见减少，甚至在2005年李鸿忠升任市委书记、许接任市长之后，刘应力更进一步，晋升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同时仍兼市高新办主任，在深圳科技产业的话语权更上一层楼。

至少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刘应力参与或主导深圳科技政策的制订，作出了一些历史将会记录的贡献。倘若总结一下，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点：

01,理顺深圳高新区的管理和运营机制。其在任时，高新区的房地产化还没那么明显。

02,设计并实现了“虚拟大学园”的运作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及其实施，有许多争议，但毕竟是在深圳高等教育欠发达的情形下，引入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一种创新探索。回头我会专文探讨。

03,提出并落实了“深港创新圈”计划，作为一种尝试，推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从方向上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不克有功，另有原因在。

04,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带”的规划，虽然这个“带”最终并未成形，但仍然在原特区外为深圳保留了大片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为近两年深圳高新区的扩区打下了基础。

05,在高新区内规划建设了深圳软件产业基地。不管最终是否实现了目标，战略方向仍然是正确且清晰的。

06,提出了政府在发展高科技方面的定位，“既不当运动员，也不当裁判员，只做场地维护员”。尽管这一理论在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过程中饱受诟病，但是从长远来说，仍然闪耀着市场经济改革的理性光辉，是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任何其它城市提出过的。

三

2003年，李连合在与刘应力竞争分管科技副市长职位失利之后，出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科技局在市政府系统的高光时期渐趋黯淡。虽然，其时的科技局系统仍然人才济济，只是科技局的定位已有些模糊。

2009年，深圳进行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所谓“大部制改革”，其中涉及到科技产业的部分，主要行政整合措施是：将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税区管理局的职责，以及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化有关职能整合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虽然整合后的市科工贸信委，把“科”字放在了最前面，但没有了“科技局”，让深圳科技政策管理顿时失焦，且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对接出现了不协调。且2010年出任深圳市长的许勤曾担任于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司司长，在科技产业政策方面，他更习惯于依赖发改部门，也是可以想象的。虽然2012年后，对之前大部制改革涉及科技部门的措施进行了纠正，重新设立了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但也很难再恢复过去的高光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05年之后，深圳发展高科技，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更是整个政府努力的方向，不管科技局是否具有政策主导能力，整个市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是不可逆转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性确实不高了。

另一方面来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在2000年代已经崛起，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富士康等知名企业已经在国内开始群星闪耀、呼风唤雨，产业发展起来后，政府的身段适当靠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况，政府能做的事情，肯定不像1990年代中期之前那样，需要政府做许多铺路性的政策基建工作了。

当然，最近几年，深圳市科创委似乎找到了新的兴奋点。自从光明科学城被赋予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地位后，深圳政府突然勃发了支持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深圳湾实验室、鹏城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成为政府斥巨资资助的对象，而支持基础研究则成了科技局的重头戏。

有事做对一个政府部门来说终究是好事。但是，似乎没有人认真想一起，这些基础研究与深圳产业的关系究竟为何？深圳科技部门过去30多年里形成的“产业思维”传统，是否已过时了？